日前,我校罗必良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Energy Research & Social Science(SSCI,JCR Q1)发表论文 “Understanding pollution behavior among farmers: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on reducing straw burning in China”(https://www. journals.elsevier.com/energy-research-and-social-science/news/energy-research-social-science-tops-recent-journal-rankings),罗必良教授为通讯作者,其博士生郑沃林为第一作者。
ERSS是一份同行评议的国际期刊,旨在提供一个跨学科的论坛,特别鼓励跨文化、比较、混合方法的研究,以探讨能源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。最新影响因子为6.834,在交叉社会学科期刊中排名前列。
秸秆焚烧可能导致严重的雾霾,并对人类健康造成持续的威胁。在上个世纪,中国政府就颁布了禁止焚烧秸秆的政策,但却没有获得广大农户的积极响应。以往的研究,要么关注于农户焚烧行为的经济分析,要么关注于政策改进的技术经济评价。即使在政策执行与监测处罚中,农户总是被视为主要责任的承担者,普遍忽视了农户行为的社会性根源。
在乡土中国,村落中的农户间通常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网络,不仅由此分享资源、共担风险,而且在承担公共社会责任、规避外部监督问责方面,更具有相互“包庇”并提供“避风港”的行动功能。因此,即使农民能够便利地观察到他们的伙伴在焚烧秸秆,但因其处于互惠的社会网络之中,也不会作出“阻止”他人行为的决策。所以,社会网络成为诱致农户秸秆焚烧的关键性因素。
与之不同,民间组织并非建立于“血缘亲缘”基础之上,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权威性,其不仅关注于村落共同体的利益,也关注于村落之间、村落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,从而弱化社会网络的“避风港”效应并主动进行秸秆焚烧的监督与阻止。此外,村干部与党员的政治身份,促使他们必须带头执行国家政策,自觉地打破村落“利益共同体”并克服社会网络的内部压力,从而抑制秸秆焚烧行为。
本研究使用中国农村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,试图从社会网络揭示农民秸秆焚烧行为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措施。本研究的贡献在于,以农户秸秆焚烧为落脚点,进而推演出发展中国家农业绿色生产的约束条件和微观实现机理,为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这一研究对农村发生的众多外部性问题的研究,也具有启迪意义。(文图/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)